2017年金磚國家峰會將于9月在中國廈門召開，這意味著金磚合作機制（BRICS）即將開啟其“第二個十年”。本文試圖從新的角度思考金磚合作的未來。主要談及三個比較大的問題：金磚合作的國際制度化、加強金磚合作的內部團結、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的關系等，并提出三大政策建議：金磚國家廈門峰會應該聚焦世界秩序議題；金磚合作應該從全球和平的高度努力成為擬議中的21世紀全球協(xié)調的國際制度之一；中國正在實踐的“一帶一路”應該在金磚合作框架下得到多邊協(xié)調。

2017年金磚國家峰會將于9月在中國廈門召開，這意味著金磚合作機制（BRICS）即將開啟其“第二個十年”。作為輪值主席國，中國要讓金磚合作的“第二個十年”成為規(guī)劃中的“金色十年”，目標在于為世界和平、全球治理、世界發(fā)展和世界秩序提供“金磚方案”。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金磚合作還需積極面對和有效解決一些深層問題。

本文試圖從新的角度思考金磚合作的未來。主要談及三個比較大的問題：第一，2017年金磚國家廈門峰會的焦點之一是金磚合作的國際制度化。在過去10年中，金磚合作已經逐步實現國際制度化，但是其能走多遠、走多深？這與一個問題密切相關，即金磚合作和已有全球制度、世界秩序之間的關系。這是金磚國家內外都關注的根本、中心問題。第二，金磚合作的可持續(xù)性取決于該組織能否鞏固現有成員國的內部團結。既然金磚國家有其深刻的自身存在理由，其自然擁有內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現在的關鍵在于，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加強其內部團結？第三，幾乎所有的金磚合作成員國都參與或者以各種方式回應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BRI）。那么，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如何相輔相成？圍繞這三個問題，本文試圖提出三大政策建議：第一，金磚國家廈門峰會應該聚焦世界秩序議題。第二，金磚合作應該從全球和平的高度努力成為擬議中的21世紀全球協(xié)調的國際制度之一。第三，中國正在實踐的“一帶一路”應該在金磚合作框架下得到多邊協(xié)調，金磚合作是貫徹“一帶一路”的主要國際平臺之一。

在金磚合作與現有世界秩序

之間的關系上要取得共識

金磚合作國際制度化的一個最為宏觀的根本問題是，金磚成員對現有世界秩序的態(tài)度與政策。對過去10年間金磚合作發(fā)表的公報和聲明等文件進行分析表明，金磚各國對世界秩序的態(tài)度存在著共同點，也有差異點。其中，最大的共同點是：現有世界秩序需要被“改革”或者“完善”，以改進世界秩序的公正性、包容性、代表性、效率等。

同時，金磚國家的這些聲明也表明，盡管所有的金磚成員都是現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在如何看待金磚合作與現有世界秩序的關系方面，各國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差異。在當前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大議題及其進程中，金磚國家之間的立場“并非完全一致”。如，在金磚合作中，有人甚至認為金磚合作及其機構（如設在上海的金磚國家新發(fā)展銀行）是“替代性”的，即具有替代現有全球機構的目標和潛力。但也有人認為，金磚合作是對現有全球機構（如世界銀行）的補充與合作，盡管與現存全球機構（如世界銀行）平行，但是，卻并不替代、挑戰(zhàn)現存的全球機構。

作為金磚國家中的重要一員，自2013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十分重要的雙邊和多邊外交場合嚴肅聲明，中國是現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中國發(fā)起的一些極其重要的國際倡議，尤其以“一帶一路”為代表，所追求的“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zhàn)略對接、優(yōu)勢互補”；“中國愿同世界各國分享發(fā)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更不會強加于人。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chuàng)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wěn)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迸c此同時，中國也一直強調，國際社會要集體行動，“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且，中國定義了自身在塑造世界新秩序中的角色為“引導者”。

在現存世界秩序處在關鍵十字路口的今天，各國對世界秩序的未來有熱烈的爭論和差異的看法。因此，筆者認為，金磚國家應該就世界秩序問題舉行高級會議，協(xié)調各成員國關于世界秩序的立場，形成金磚國家關于世界秩序的最大共識。協(xié)調金磚國家之間關于世界秩序的立場和政策應該成為金磚合作及其國際制度化的一個優(yōu)先考慮。

金磚組織的團結最為關鍵

2017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強調，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但是，我們必須正確地、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等國際性倡議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21世紀的地緣政治。

例如，自從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以來，印度對待“一帶一路”的態(tài)度與政策一直是復雜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與“中巴經濟走廊”均為“一帶一路”建設六大經濟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后者不包括印度，引起了印度的激烈反對。因為印度方面認為這一走廊涉及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qū)。印度這一反應與印度長期以來堅持的地緣政治邏輯不無關系。一直以來，中國都高度期待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回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之際，印度還是沒有派出高級代表團參會。

同樣，在金磚合作的問題上，地緣政治也是阻力，是金磚國家之間團結的障礙。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在21世紀的今天，古老的地緣政治并未因全球化而消弭，而是頑強地存在并變得更加復雜。那么，如何才能化解地緣政治給國際合作所帶來的阻力呢？筆者認為，除了一些國家如中國等主動帶頭不走“地緣政治的老套路”外，還需要國際制度的設計和國際制度的建設以防止地緣政治干擾全球發(fā)展和世界秩序。

金磚合作是新興的國際合作，要想在全球和平、全球發(fā)展、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中發(fā)揮核心作用，就要在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上下功夫。目前，金磚合作借鑒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金融制度，但同時又比布雷頓森林體系更進一步，即金磚國家合力建立的機構，如金磚國家新發(fā)展銀行（NDB）不是由組織內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控制，而是各國在其中的權力（投票權和運營權）是平等的。這就意味著，金磚合作是沒有霸權的國際合作。已有國際關系理論對沒有霸權的國際合作的探討并不充分。金磚框架下的國際制度為沒有霸權的國際合作提供了一種可能。但是，其能否比霸權下的國際合作更有效和長久，還需接受未來的檢驗。

金磚合作還應努力成為世界和平的催化劑和支柱。如何做到這一點？借鑒歐洲百年和平（1815—1914）的歷史經驗，金磚要成為一個“21世紀的全球協(xié)調”（global concert of powers）。這是筆者等一直呼吁的。昨天的歐洲協(xié)調是今日之全球治理的起源之一。只有治理了地緣政治才能形成公共的或者共同的權力去集體行動以解決全球問題。但是，顯然，目前的金磚合作尚未將自身定義為全球協(xié)調的制度安排。如果此次廈門峰會上，金磚合作能夠確立全球協(xié)調的共識，那么金磚國家的內在凝聚力就能得以加強。有一點值得注意，金磚合作的參與國，不僅僅為了利益，同時也為了和平。由于金磚合作自身帶有和平的國際制度保障屬性，對于那些離開這種制度就可能陷入沖突甚至戰(zhàn)爭的國家而言，一定意義上已對金磚合作產生了某種路徑依賴。而今后新加入金磚的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也都要承諾接受和建設新興的全球協(xié)調，以延續(xù)金磚合作的和平屬性。

以中印兩國關系為例，歷史經驗表明，即使兩國在許多全球性的多邊合作中取得一致（當然也有不少不一致甚至沖突），這種合作對化解中印之間復雜的雙邊問題的作用也是有限。但是，可以設想，如果中國和印度共處于一個制度化的、緊密的國際協(xié)調（concert of powers）中，情況則會不同，因為一旦離開這樣的根本制度安排，兩國可能更易于陷入沖突。

我們必須牢記，重復“地緣政治的老套路”就會使諸如金磚這樣的合作框架陷入低水平，甚至變成“空談館”。但如果從全球和平的角度把金磚打造為全球協(xié)調，則可以避免地緣政治的惡性循環(huán)。因此，筆者強烈呼吁，金磚各國在廈門峰會上要致力于讓金磚成為有效的全球協(xié)調。

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之間的關系

“一帶一路”由金磚成員中國提出并實踐。那么，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之間關系的性質是什么？

首先，金磚合作和“一帶一路”有兩點是一致的：第一，二者都是全球發(fā)展計劃，而且都是為了探索“新的發(fā)展”，而不是為了繼續(xù)“舊的發(fā)展”。國際現實表明，舊的發(fā)展越發(fā)展問題越多。這是發(fā)展的困境抑或說發(fā)展的兩難。當然，要確定到底何為“新的發(fā)展”，何以能達成“新的發(fā)展”，并非易事�！靶屡f”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也是錯綜復雜的，但是，“新的發(fā)展”應該就是國際上公認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均衡發(fā)展、包容發(fā)展、公平發(fā)展等。第二，二者都是以南南合作為主。自20世紀70年代提出以來，南南合作已歷經逾40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磚合作和“一帶一路”產生以前，全球的南南合作進展仍然有限，甚至在全球沖突中，最嚴重的沖突都發(fā)生在“全球的南方”。金磚合作和“一帶一路”的興起是否將是南南合作的轉折點？世界是否因此迎來了南南合作大發(fā)展的時期？均值得再思考。

其次，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在推進全球發(fā)展中都承擔重任。

目前，致力于“全球發(fā)展”的聯合國及其體系（各種普遍性的國際組織）都在與中國積極開展合作，包括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落實2030年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同時，金磚合作也多次聲明配合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所以，金磚合作與“一帶一路”完全可以在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2008年以前，全球化（當代的全球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40多年了）其實并非全局性的全球化，即全球化并非達及“全球”。有美國著名學者承認，全球化是局部性的。中國、印度、巴西等具有代表性的非西方國家深度介入全球化才突破了全球化的局部性，并使全球化有可能成為“真正全球的”。

目前的國際現實與20世紀90年代由英美等國提出和推送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理論相悖的是，當今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歐美，全球化正遭遇明顯的大挫折而放慢（the globalization in retreat）。有人甚至認為全球化在逆轉（de-globalization）。

于是，在全球化遭遇挑戰(zhàn)之際，金磚合作和“一帶一路”又肩負起兩個新任務：第一，使“非西方”，即亞非拉成為全球化的新動力，甚至是主動力。雖然當前歐美仍是全球化的主動力，但是未來其能否發(fā)揮好主動力的驅動作用，并不一定。同時，只有歐美等國驅動全球化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能保持可持續(xù)發(fā)展，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將在全球化的轉型、全球化的轉向和全球化的創(chuàng)造中發(fā)揮更大作用。第二，使全球化成為真正的全球化——全局（世界）的全球化，使全球化變得平衡和再平衡。只有平衡的全球化才是行穩(wěn)致遠的全球化。應該看到，金磚國家當前仍然沒有超過美歐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正視而不能夸大金磚國家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認，在金磚等國的推動下，全球化的局部性正有所改善。展望未來，金磚國家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將超過歐美。必須承認，只有金磚等國關于“新的發(fā)展”的努力到位了，全球化才能真正成為全局的。

因此，筆者建議廈門峰會應該就“新的發(fā)展”和“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帶一路”與金磚合作協(xié)調，進行積極討論。

綜上所述，筆者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金磚合作需要制度化，首先要在世界秩序議題上取得更多共識。金磚合作制度將成為各成員國宏觀政策協(xié)調（多邊“對接”）的場所。

其二，金磚合作應該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全球協(xié)調之一，并致力于降低地緣政治消極影響、有效管理全球沖突、實現全球化世界的長期和平。

其三，“一帶一路”與金磚合作之間的關系是正相關的�！耙粠б宦贰蹦軌驗榻鸫u合作注入新內容和新方式，能夠加強金磚合作。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fā)展研究院院長 龐中英 文章轉載自《當代世界》總第4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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