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外國朋友參觀中央黨校之后感受最深刻的可能是“六個字”：大國、大黨、大校。每次聽到這樣的褒獎，我倍感驕傲，但也深感責任重大。大國、大黨、大校更需要有大師和大家。我是普通教師，不是大師，也當不了大家，但愿意成為別人成長特別是社會進步的鋪路石。我最欣賞的一句話是：簡單到極致便是大智，利他到極致就是精品。
　　在黨校這個神圣的地方，在領(lǐng)導(dǎo)的關(guān)心以及同事的幫助下，我獲得了諸多榮譽：2008年，獲得中央黨校“科研優(yōu)秀成果獎”；2011年，獲得中央黨校第四屆“十杰青年”；2012年，獲得中央黨校“教學優(yōu)秀獎”；2012年，記“三等功一次”；被聘為教育部“國別與區(qū)域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zhí)行主任、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年網(wǎng)絡(luò)智庫”專家委員等等。
　　我的學術(shù)研究主要專注于國家安全，特別是文化軟實力、民族沖突管理、“一帶一路”建設(shè)等。先后出版著作11部，在《美國研究》《中國軍事科學》《外交評論》《國際問題研究》《現(xiàn)代國際關(guān)系》《當代亞太》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90多篇。在國際學術(shù)刊物上發(fā)表英文文章多篇，其中“Two Pillars of China’s Global Peace Engagement Strategy”發(fā)表于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該刊物屬國際SSCI核心期刊，影響因子0.585。此外，主持重大國家級課題、國際合作課題近20余項。在教學方面，本人授課班次全面覆蓋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訓(xùn)一班、中青年干部培訓(xùn)二班、廳局級干部進修班、西藏民族干部培訓(xùn)班、新疆民族干部培訓(xùn)班等所有主體班課程。迄今，本人共講授80多次主體班課程，近三分之一的課獲得滿分或第一名的成績。
　　幾年前，有一位地方黨校的老師問我：你“成功”的軌跡是什么？我回答，我不能算做成功，因為成功并不能用量化的方式來衡量，但如果要說“軌跡”的話，前五年，就是兩點一線：從家到單位，再從單位到家，把坐冷板凳當做樂趣。這些年的調(diào)研越來越多，全年可能有一半時間在路上，軌跡變成了三點一線：家—單位—調(diào)研點，把接地氣當做任務(wù)。
　　在黨校講臺講好中國故事，要有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而且是國家責任、國家使命。我熱愛這個講臺，雖然每一年都有十多次主體班的課，很多課早已輕車熟路，但每次上課之前我都會產(chǎn)生強烈的沖動——與黨校學員分享的沖動，希望把自己的所學、所想與他們分享。在黨校學習的學員是國家的中高級領(lǐng)導(dǎo)干部，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他們對黨校老師的期望是：希望能夠聽到更多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觀點，而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泛泛而談。為此，需要我常在路上、總倒時差、老換水土，不停找思路。“知行中國”，能夠使我更有底氣。2010—2011年，我參加中組部、團中央第11批“博士服務(wù)團”，掛職寧夏自治區(qū)黨校校委委員、校長助理，期間跑遍了寧夏所有22個區(qū)縣。在離開寧夏的時候，有當?shù)馗刹繉ξ抑v：趙老師，你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們了解寧夏。
　　在黨校講臺講好中國故事，要有戰(zhàn)略思維和世界眼光。我先后赴加拿大、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科索沃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訪學交流。2010年1月—4月，獲得英國外交部“志奮領(lǐng)”高級獎學金，赴英國布拉德福德大學做高訪學者，期間赴比利時北約總部以及科索沃實地調(diào)研。我是科索沃“獨立”后，第一位到訪的中國學者。當?shù)刂伟矖l件極差，暴恐事件頻發(fā)，怕家人擔心，我沒敢告訴他們自己深處巴爾干這個世界的“火藥桶”整整十天。回國后，出版了專著《國際視野中的民族沖突與管理》。
　　黨校教員是光榮的。我常想，黨校老師忙碌一年最大的收獲是什么。其實不是什么獎勵，而是一件件有溫度的小事。在貴州的一次授課后，一位學員一直在門口等我，對我說：“趙老師您在講課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一個歌名。”我問他為什么，他說：“這個歌名是用來形容我聽您課的感受，它就是‘你是我的眼’。”這是迄今我獲得的最高評價，其實這也是中國社會對黨校老師的期盼，做中國社會進步的“眼睛”。為了看得更清晰、更透徹，黨校老師就要比一般人起得更早，睡得更晚。但黨校教員是幸福的，因為我們每天從學員身上，能夠比別人更早感受到中國的深刻變化，感受到中國跳動的脈搏。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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