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兩方面的綜合，它既是一個為高校選拔人才的工具，也是一個國家思想導向、思維方式傳統(tǒng)、學術精神的體現。就中法兩國來看，中國的高考,法國的BAC考試，都是如此。近年來中國對高考的重視程度逐漸升溫，而由于人們視野的放寬和開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到中國以外的人才選拔機制，并對中國的高考產生了質疑。除了美國的SAT，人們也關注到了法國的“高考”。

從存在的形式上來說，中國的高考制度在“人才選拔工具”這一點上的確體現地較為明顯，從宏觀上來說，高考成績直接關系到人才走向與社會分流，從微觀個體來講，甚至被認為是決定人一生的考試；而法國BAC考試更像是高中文憑與大學入學考試的雙面標志，與中國不同，法國許多學生在考試前便已經收到了來自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因此一定程度上BAC成績對大學的錄取影響比之中國要差得多。

在國內，中國的高考無論是在考試形式與內容還是公平程度上都飽受詬病，有人認為中國高考競爭殘酷，扼殺人性，有人說它是沒有人情味的過濾機器，而它所對應的中學教育更是僵化刻板，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抹殺了人的創(chuàng)造性。相比起來，許多人覺得如法國等歐美國家的“高考”方式更為優(yōu)越。

然而作為一個國家的考試制度，中法高考必然都會有應試的成分存在，相伴而生的則是公平的問題。我想，考試的存在必然意味著應試的存在，即便是在法國，BAC考試也并不是理想狀態(tài)下的“考能力”，也會有應試的存在。我了解的法國中學“備戰(zhàn)”BAC的情況，比之中國的備戰(zhàn)高考的緊張程度也是不相上下的，有許多學校從早到晚都按照BAC考試的內容來做題訓練，并且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套多年積累下來的應試經驗，書店里也有成套的教輔。所以，由此看來應試并不是中國教育和考試制度的關鍵弊癥，只不過在中國長期勤奮學習的傳統(tǒng)影響下，中國學生可能更刻苦，這也是亞洲國家學生的通用特點，并不是制度導致的。

而談到公平，個人認為中國高考已經做到了較大程度上的公平，更確切的說，單從公平這一點來講，中國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與高考相比。公平有兩種，一種是絕對的平均，另一種是相對的公平。想要實現所謂絕對的平均，只要國家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劃線就可以了。然而事實上在中國這么多的人口、省份和參差不齊的教育水準前，這是完全行不通的。退一步說假設能夠實現，那么對于教學水平較高和發(fā)達城市的學生來講，是否又由此產生了新的“不公平”呢？因此，沒有絕對的平均，只有相對的公平，相對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

在我看來，應試與公平并不是中國高考與法國或是其他歐美國家最大的區(qū)別，真正的區(qū)別在于教育的內核，也就是教育的思想導向。可以說，高考就是一個思想指揮棒，指揮棒指向哪里，大方向就會朝向哪里。比如法國高考總會出現的哲學題，中國高考作文的弘揚主旋律的政論文章，就是一種思想導向。

我們見慣了中國式的題目，遠者如“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政治掛帥，與時俱進；近者如“水的靈動，山的沉穩(wěn)”、“人生，詩意還是失意”、“梯子不用時橫著放”這樣的心靈雞湯乃至用意不清的題目。無論是政治還是心靈雞湯，其主題都可以概括為“主旋律”。換句話說，政治思想上擁護國家、歌功頌德；社會生活方面，弘揚真善美。這是我們的指揮棒所指的方向。

而法國的考題比較側重于哲學思辨，哲學考試是法國考生的頭一場考試，如2012年的哲學試題有：

文科類試題：

人們在工作中收獲了什么？

所有的信仰都違背理性嗎？

評論：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

理科類：

沒有國家我們能夠更自由么？

我們是否有義務尋求真理？

評論：盧梭《愛彌爾》

社會經濟類：

工作，僅僅是為了做個有用的人嗎？

是否存在天生的欲望？

評論：喬治?貝克萊《消極服從論》

我想這些試題如果給中國學生做，恐怕是難度頗高的。許多人可能也從來不認為我們需要思考這些問題。在中國，對于哲學的重視程度遠遠無法與法國相比。你可以說這是中國人慣有的功利經驗主義與西方式的理性主義的差別，然而在現代社會的今天，作為思想指揮棒的高考，都對哲學思辨如此忽視，卻是我們的確應該反思的問題。哲學思辨，或者具象一點說代表著思考的能力，一種提出自我主張，發(fā)表個人見解的能力，而對哲學的忽視，也恰恰反映了中國教育中的問題：中國學生缺少思考的能力。

當然面對法國高考這些具有相當難度的考題，并非說法國學生大都能夠答出這些題目，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學生也是一頭霧水，20分的題目鮮有過12分的，然而就算相當一部分法國學生不會深入思考這些我們很多人看來很“華美卻空洞”的東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題目答不出來，答不好，就不能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等高等學府就讀，取得社會上的特殊地位。而這也正是高考作為分流人才的工具功能之所在。并且，據在法留學生講，法國老師比較鼓勵批判精神，善于批判的學生的答卷往往能夠拿到較高的分數。那么，這是不是可以窺到其指揮棒所指的方向就是“獨立的思想”和“批判性思維”呢？或許這一作文模式在法國也在慢慢僵化，導致了一些不良后果，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借此審視我國的高考作文。

而中國則不一樣，為了迎合中國的高考指揮棒，我們需要看的是感動中國人物和各種好人好事。抨擊假惡丑的時候，則只能說一些皮毛的事情：食品安全可以說，但由此對質檢部門的質疑，以及對政府不合理制度的思考，不能講；被披露的高官腐敗可以說，但對腐敗的更深層原因，卻不能講。可以說，中國高考的大綱里對作文的底限是“思想健康”，對此我們的理解就是政治態(tài)度要正確，即使小幅度輕微批評，但最終也一定要扭轉到積極和贊揚的角度上。而法國高考喜歡學生犀利的批判，那么學生在準備材料的時候，一定會以批判思想去想問題，也就會影響你以后也會以這樣批判的思想去想其他問題。在潛移默化中，中法的思想導向便走向了分野。

除此之外，中法兩國對于高考的認知不同。中國人常常會把高考看作選拔人才的唯一渠道，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悲壯局面。我想這與中國幾千年的科考傳統(tǒng)和仕途為上的觀念不無關系。然而在法國，在歐洲，高等教育并不是進入社會的唯一渠道。人們會根據自己的喜好、擅長的方面來選擇決定以后要走的專業(yè)道路。在法國中小學階段就開始分流，而后期還有職業(yè)教育等等。這與在中國，只有那些在高考中落馬的人才會“流落”至職業(yè)學校的情況是十分不同的。

盡管法國的這一教育模式是否比中國現行制度更優(yōu)越合理還有待觀察，但我覺得它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啟示：我認為對于教育而言，比較平衡的結構應該是：參加職業(yè)教育、技術學校的人多、進入高等教育的人少、而更高層次的研究生及博士教育的人更少。這樣也比較符合一個社會本身的人力資源需求。而不是像中國一樣，大學盲目擴招，本科生泛濫，碩士博士的數量也在逐年增長，導致了高等教育學位越來越沒有含金量，從就業(yè)來講，工作難找的同時又有許多崗位存在用工荒，我想這才是最大的資源浪費。

總的來說，在我看來中法兩國的教育模式并不能做完全的一對一的對比來較高下，畢竟兩國無論是從整個國家的發(fā)展水平、人口基數，還是從制度傳統(tǒng)、教育現狀等方面來說都有著較大的差異。因此論優(yōu)劣的比較不能說明問題，也不能提出好的見解，也是沒有意義的。我的老師曾說：比較不是為了崇外，也不是為了與別人一較高下，而是為了更好的認識自己。因此，依我看來，從法國的高考和教育來反觀我們中國自身，正是為了以他人為鏡，更好地看到我們的教育與考試中“被司空見慣”的、“被麻木忽視”的東西，從而反思自我，這對我們改革高考，改善教育機制都有積極意義，同時，也能夠在兩國交流的過程中，互相吸取長處，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