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歷馬年即將來臨之際，中法兩國于1月27日共同慶祝建交50周年。學習了“法蘭西文化與教育”這門課后，我對法國文化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因此希望就中法建交以來法國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做一探究。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只有蘇聯(lián)集團成員國立刻承認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雖然瑞典、丹麥、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國陸續(xù)與中國建立了關系，但法國才是率先與北京政府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西方大國。

身高1米96的戴高樂被法國人民親切地稱為“大個子夏爾”，他是個超乎常人的演說家，在動筆寫《回憶錄》之前就已寫過六本書。和丘吉爾一樣，戴高樂繼承了古希臘的雄辯傳統(tǒng)，能夠將統(tǒng)治權威升華為領袖魅力。

新聞記者會上，戴高樂表述了他對中國的看法。那也是他戲劇般的演說最令人記憶深刻的一幕。戲劇般的出場并沒有分散聽眾的注意力，演講的豐富內容依然是關注的焦點。戴高樂的推論有兩大支柱，一是長遠眼光；二是透過暫時的、紛紜的現(xiàn)象把握永恒的實質，這也是戴高樂主義的兩大鮮明特征。

這位法國政治家以中國的人口與地理事實為切入點開始了新聞發(fā)布會的演講。在廣袤的國土上，居住著“偉大的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是地球上人數(shù)最多的民族，他們“聚群而居，廣泛分布”于“西起小亞細亞與歐洲邊疆，東至無邊無際的太平洋海岸，北起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南至印度、越南等熱帶國家”的歐亞大陸。戴高樂對中國龐大的人口和國土有著深刻的理解，認為“人們必須理性地認識這一客觀現(xiàn)實”，必須與中國領導層進行合作。因為只有中國積極地、建設性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來，才能真正解決亞洲乃至世界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

然后，戴高樂引出了自己對“中國之世界”的重要思考：中國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民族國家，中國從根本而言是一個文明，一個“非常獨特而深厚的文明”。

很明顯，作為一個西方大國，法國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現(xiàn)出一種政治姿態(tài)，帶有地緣政治上的動機，通過承認共產黨政權，巴黎向華盛頓和莫斯科發(fā)出了自主外交的信號。戴高樂也非常清楚，中國的戰(zhàn)略目標是鞏固國家主權與強化政治獨立。

戴高樂非常重視長久性，他喚起了一個“永恒中國”，一個“意識到這種不變的持久性，并為之自豪”的中國。

偉大是法國民族品格中的核心概念。戴高樂正是在這種民族品格的照耀下思考和行動的。在世界舞臺上，法國的相對國力時有變化，相對復興中的中國而言，法國的影響力必然在減小，但法國堅持扮演獨特角色的信念卻始終不渝。

作為法國的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的提出是法國對世界的貢獻，它既是法蘭西民族追求“偉大”的結果，又是開創(chuàng)“偉大”的來源，只有全民都滿懷壯志并付諸行動的國家，才提得出這樣具有革命意義的原則，這些原則同時也是偉大的集體力量的源泉。

在中國的語境里，“中”或“中心性”正好對應著法國式的“偉大”。如果說對“偉大”的追求激勵了法國歷代君王、皇帝與總統(tǒng)，那么“中國”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之國處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凡爾賽宮與紫禁城、協(xié)和廣場與天安門廣場，這些宏偉的建筑群，顯然都在以沉默的建筑語言講述著“偉大民族”與“中心國家”的故事。

法國的生命力來自一種自覺向外輻射的努力，法國構想并闡述了一個具有啟迪意義宏大事業(yè)，并意欲影響、聯(lián)合外部世界；中國則與此不同，“中央之國”凝聚著廣大的人口，并以從未中斷的文明融合外部世界，其影響力來自一種向內的引力。

中國與法國都有極高的自我形象，總體而言，兩國人民對各自國運的盛衰變遷非常敏感，當“偉大”或“中心性”在歷史的沉浮中退化為追憶昔日輝煌的一道符號時，中法兩國的失落感相比其它政治體來得更加強烈。

除卻一些中法關系的偶然因素、臨時政權、暫時性政經狀況之外，巴黎和北京一直高度關注著全人類的命運，中法兩國未來也必將明確地表達出“偉大”，含蓄地體現(xiàn)出“中心性”。

在21世紀，中法兩國必須通力合作，以期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及法國外交部長洛朗·法比尤斯針對法國所提出的“影響力”。

中國的國家綜合國力正在不斷上升，在當前國際政治領域中越來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世界各國實力的演變也不會抹殺法國豐富的遺產，也不會遺忘在歐洲形成過程中法國所做出的貢獻。更加寬泛而言，正是在最具挑戰(zhàn)的形勢下，“偉大”這個理念才能重振法國的活力。“中心性”與“偉大”之間的協(xié)合效應，遠遠超過中法對各自政治身份的簡單肯定，這種協(xié)同效應更是新人文主義在全球復興的原動力；是促進東西溝通、南北對話的推動力；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普世主義。

2000多年前，儒家的人文主義將整個華夏文明提升到新高度；18世紀，《百科全書》的編撰者狄德羅（1713-1784）、達朗貝爾（1717-1783），以及寫下《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的孔多賽（1743-1794）啟迪了整個歐洲。在當今世界，各國前所未有地呈現(xiàn)出相互依賴的態(tài)勢，中法知識界的交流互動已經對全球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中國傳統(tǒng)書畫巨匠范曾先生運用丹青妙筆，在紙上賦予了戴高樂不朽的生命。這時，“偉大”與“中心性”已是水乳交融，人類對團結與進步的探求已不僅是法國人或中國人的追求，而是一種不分你我的普世理想。

在我看來，中法建交以來法國對中國最重要的影響便是其文化上的魅力感染。

法國的戲劇很出名，著名浪漫主義代表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就曾改編為話劇搬上大舞臺。《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最富浪漫主義的小說。小說的情節(jié)曲折離奇，緊張生動，變幻莫測，富有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戲劇對于它的改編也是很依據原著的內容的，整個劇情的變化順其自然，每個演員的臺詞也都形象生動得詮釋了他們所演劇中人的性格特征，并且刻畫得淋漓盡致。善良美麗的吉普賽姑娘艾絲美拉達，外表丑陋卻內心純真帥氣的敲鐘人卡奇莫多，心口不一的弓箭隊長弗比斯，外表正直內心丑陋的副主教克羅德·弗羅洛，通過演員們用歌聲、音樂、舞蹈演繹得惟妙惟肖。小說揭露了宗教的虛偽，宣告禁欲主義的破產，歌頌了下層勞動人民的善良、友愛、舍己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和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之心。

法國還是電影誕生的國度，也是電影成長繁榮的沃土。經過百年積淀，法國形成了醇厚的電影文化，如同陽光雨露，滋潤著法國電影的枝葉，強勁著法國電影的筋骨。從電影文化的角度觀察法國電影，或許能對法國面對美國大片的沖擊，尚能保住民族電影的一片天地，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上座率創(chuàng)下紀錄的《虎口脫險》，溫馨感人的《蝴蝶》，優(yōu)美浪漫的《天使愛美麗》，都有著法國人特有的傳統(tǒng)的法國式幽默或是浪漫在其中。大部分的電影特色都是通過描述法國小人物的生活、話語，大多數(shù)素材取自于生活中的小片段，但顯示在電影中卻顯得恰如分寸，不會平淡無奇，倒使人多了一些對生活的喜悅和小感悟。同時這些小人物所反映出來的小故事卻又不偏不倚的反映了當時整個法國社會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問題，幽默中不失現(xiàn)實，現(xiàn)實中不失傳奇，傳奇中不失意義。

同時讓我們感受十分深刻的還有法國的時尚文化。法國的時裝設計，法國的香水以及法國的奢侈品行業(yè)的發(fā)展都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著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如今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人對于時尚的追求越來越強烈，因此法國品牌伴隨著法國文化一起深刻影響著當今的中國社會和人民生活。法國人的浪漫情懷在當今中國得到越來越多的體現(xiàn)。

法國是一個神奇魅力的國度。雖然對法國文化了解漸多，但它在我心中仍有神秘感，有種“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覺，關于它的故事，它的文化。不論怎樣，浪漫的，時尚的，魅力的，這始終是我對法國最為深刻的印象。